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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光明论坛】发挥党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强大组织功能******

　　【光明论坛】

　　作者：祝奉明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、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）

　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，“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。”“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，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，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。”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，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。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尤其需要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，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把美好愿景转化为现实生活。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的组织建设重点突出、亮点鲜明，通过不断增强组织效能，激发党组织生机活力，党组织的政治性、时代性、原则性、战斗性不断增强，助力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，推动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。新征程上，我们要继续深入探索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建设的内在规律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强大组织功能，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。

　　创新组织体系，建强“主心骨”，夯实力量之源，增强共同富裕工作领导力。当前，围绕共同富裕这一重大政治任务，要打造全面进步、全面过硬的党组织，既要根据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出现情况及党员流动情况调整或设置党组织，打破传统组织设置方式；也要围绕有利于辐射带动、资源整合的要求，跨区域、跨行业建立党组织，实现经验共享、资源互补、共同发展，确保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运用。从而切实增强党组织的领导力，提高党组织把方向、做决策的能力和定力，使党组织成为“主心骨”，发挥党的强大政治优势，确保顺利推进共同富裕。

　　提升主体能力，培育“突击队”，激发内生动力，增强共同富裕政策执行力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没有广大党员、干部的积极性和执行力，再好的政策措施也会落空。”共同富裕关键在人，党员干部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，其数量多少、质量高低、能力强弱、素养好坏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能否顺利推进。打造一支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的优秀党员干部队伍刻不容缓。通过做好干部教育培训，提高理论素养和政策执行能力；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，完善激励保障机制，调动干部工作积极性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政绩观；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，做好选配、监督和考核工作。从组织上、思想上、行动上确保广大党员干部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共同富裕工作中。

　　优化体制机制，着力“固长远”，增强共同富裕发展推动力。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。通过健全和完善党规国法，构建党组织内外共同遵守的制度规范，实现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化和制度化，不仅是保证党组织职权顺利实施的客观需要，也是保证社会各界利益不受侵害的必然选择。一方面，不断完善党内法规，依法授予和分配党组织职权、界定党组织职责、保障党组织职能，规范党组织的组织功能；另一方面，完善法律法规，依法加强引导，规范党员的行为，确保党组织依法维护人民利益、领导社会治理、严格依法办事，确保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国家的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，起好学习、拥护、捍卫、执行制度的表率带头作用，保证党组织的工作不越位、不失位、不缺位。

　　强化服务效能，激活“原动力”，感召凝聚力量，增强共同富裕群众动员力。服务效能是凝聚人心，提高党组织动员力、组织力、战斗力的最重要手段。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，群众利益诉求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，服务需求日益增加，党组织只有在共同富裕中站稳人民立场，着眼于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，坚定服务宗旨、增强服务意识、改进服务方式、提高服务本领、改善服务质量、创新服务载体，提高群众对党组织各项工作的满意度，才能将广大群众有效组织和动员起来，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，为共同富裕汇聚起磅礴力量。

　　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，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。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，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组织功能，把广大党员、干部、群众和各类社会组织团结、凝聚起来，投入共同的事业，坚定信心、同心同德，埋头苦干、奋勇前进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1月04日 02版）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